共產黨人的民族英雄觀

歷史前進的重要關頭，總是呼喚一批批能夠順應歷史發展潮流、聚力於偉大事業而奮不顧身的先進人物，這就是民族英雄。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近代以來，一切為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而犧牲的人們，一切為中華民族擺脫外來殖民統治和侵略而英勇斗爭的人們，一切為中華民族掌握自己命運、開創國家發展新路的人們，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國家榮光。”這一重要論斷，高度概括了中國近代以來所有仁人志士為民族復興和人民解放作出的犧牲奉獻、創造的英雄業績。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堅持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無數共產黨人為此英勇奮斗，不惜犧牲一切直至生命，譜寫了一曲曲感天動地的英雄壯歌。共產黨人的奮斗犧牲，充分展示了民族英雄的時代內涵和精神風貌。

心憂天下、以身許國的英雄情懷

英雄之所以成為英雄，首先是有著深厚的英雄情懷，這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共產黨人的英雄情懷，從根本上說，回應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呼喚。作為有著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壓迫，特別是九一八事變以來那種難堪的奴辱地位”，使得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仁人志士，對民族、國家和人民的命運產生了強烈擔憂，也激發了實現民族獨立、復興的雄心斗志。毛澤東指出：“中華民族的興亡，我們要負起極大的責任來。”共產黨人奮斗犧牲的目的，就“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1922年7月黨的二大通過的宣言，首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1945年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就是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振興中華民族成為鮮明的時代主題。2002年黨的十六大修改的黨章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同時，面對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必須准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黨的二十大號召，“全黨同志務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務必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務必敢於斗爭、善於斗爭”。正是以志存高遠的抱負追求作為精神支撐，在與各種反動勢力和極端困難局面作斗爭時，共產黨人始終表現出深厚的英雄情懷。早期革命家夏明翰臨刑前所寫的“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就義詩，就是對這種英雄情懷的生動闡釋。這裡需要指出的是，不僅直接反抗外敵侵略的斗爭是為民族獨立解放而戰，推翻國內反動統治的斗爭同樣是為振興中華民族創造必要前提，兩種斗爭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基石。

勇挑重擔、沖鋒在前的英雄擔當

歷史發展往往在披荊斬棘中開辟前進的道路，當社會進步遇到巨大阻礙時，就需要有一批關鍵時刻站得出、危難之際豁得出的英雄當好開路先鋒。富於擔當精神可以說是民族英雄的共同特征。我們黨歷來強調共產黨員要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在革命戰爭年代要能夠喊出“跟我上”，在和平年代要能夠做到“看我的”。事實正是這樣，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遇到艱難險阻時，共產黨人總是表現出“向敵逆行”的英勇姿態。毛澤東曾概括英雄模范發揮作用的三個途徑，即帶頭作用、骨干作用、橋梁作用，強調英雄來自人民群眾，又通過影響帶動群眾發揮更大作用。朱德1945年4月在《論解放區戰場》中曾指出：“當敵人向我進攻，而國民黨軍隊大批退卻的時候，八路軍和新四軍則以無比英勇的姿態向敵后反攻，取得不斷勝利，牽制敵人，建立戰略根據地，創造了解放區，並在精神上振奮了全國人民抗戰的意志，在事實上証明了亡國論是錯誤的，而人民戰爭必將獲得最后勝利。”正是這種“與敵人的進攻方向相反”的英勇行動，在抗日戰爭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后，面對我國科技落后嚴重影響到國家安全發展的狀況，一代代科學家堅持科學報國，不斷開拓創新、勇攀高峰，在一系列領域取得突破，體現了“向難而行”的精神，習近平總書記稱贊他們都是“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的民族英雄。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這樣的英雄事跡處處可見，每次抗震救災、抗洪搶險、森林滅火、抗擊疫情等最危險的時刻，都涌現無數共產黨人的“最美逆行”。其英雄行為感動和帶動了無數群眾，起到了扭轉事物發展方向的關鍵作用。

百折不撓、絕不退縮的英雄品格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一直面對各種“極限挑戰”，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過程中充滿了艱難曲折。尤其在最后勝利到來之前，黎明前的黑暗常常充滿恐怖和陷阱。回顧歷史，不僅在中國革命的征程中曾多次瀕臨失敗的邊緣，而且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也經歷過很多挫折。這種時候，反動勢力往往認為我們的失敗是指日可待的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多次經歷武裝起義失敗、根據地丟失、革命隊伍大量損失，紅軍長征中紅一方面軍從出發時的8.6萬人，到達陝北時減至7000余人，西安事變時蔣介石曾認為消滅共產黨和紅軍是指日可待的事﹔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面對的日本侵略者，其凶惡狂妄程度在世界范圍內都是有名的，七七事變發生時日本法西斯代表性人物曾揚言要在“三個月解決中國問題”﹔抗美援朝戰爭中，面對美軍宣稱在1950年聖誕節前全部結束戰爭的狂言，中國人民志願軍基本上是用血肉之軀對抗以機械化裝備武裝到牙齒的敵人，戰爭的殘酷程度極為罕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社會主義國家曾面臨和平演變的嚴重威脅，此后國際上又多次出現“中國崩潰論”等。在勝敗存亡的緊要關頭，共產黨人正是保持了堅韌不拔的頑強意志，抱定了志在必勝的堅定決心，作出了排除萬難的持續努力，才推動正義事業不斷發展到歷史新階段。在共產黨人的奮斗史上，先后形成了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紅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特區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災精神、抗疫精神等偉大精神，其共同特點可以說都蘊含著越是艱險越向前的精神，這是共產黨人英雄氣質的重要體現。

舍生取義、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經磨難而不衰的中華文明，蘊涵著豐富而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舍生取義、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是其中的重要內容。中華民族在其生息發展過程中，屢次遭受外來的或內生的殘暴勢力侵擾，受到各種自然的與社會的災難沖擊。在各種暴力或災難面前，中華民族涌現出無數舍生取義、視死如歸的英雄人物，他們創造的英雄業績、展現的英雄精神，成為不斷激勵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強大動力。魯迅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共產黨人從一開始就矢志成為這樣的民族脊梁。由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面臨的阻力非常巨大、斗爭非常激烈，要完成這一歷史任務，不可避免地需要無數奮斗者付出生命的代價。共產黨人在面對生與死的嚴峻考驗時，充分表現出“威武不能屈”“臨難毋苟免”的民族氣節，發揮了推動事業發展“脊梁”和中堅的作用。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獄中自述》中說，“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他被反動軍閥逮捕后，受盡各種嚴刑拷問，始終堅守信仰，最后從容就義，表現出了共產黨人的堅貞不屈。東北抗日聯軍烈士趙一曼以“未惜頭顱新故國，甘將熱血沃中華”為志向，九一八事變后在東北抗日前線同日偽進行堅決斗爭，負傷被捕后英勇犧牲，表現出共產黨人“臨敵大節不辱”的高貴品質。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像這樣視死如歸的共產黨人前仆后繼，形成了悲壯的巨幅英雄圖譜。據不完全統計，近代以來約有2000萬名烈士英勇捐軀，僅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犧牲的烈士就達19.7萬多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斗爭中，犧牲的烈士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可以說，世界上沒有哪個黨像我們黨這樣，遭遇過如此多的艱難險阻，經歷過如此多的生死考驗，付出過如此多的慘烈犧牲。面對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進步與反動的生死較量，共產黨人毫不遲疑地展現出舍生取義的英雄氣概。

英勇善戰、克敵制勝的英雄本色

共產黨人的英雄壯舉是“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頑強斗爭，目的是奪取最后勝利﹔不是“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魯莽滅裂，反對孤注一擲的投機冒險行為。毛澤東明確提出要“把革命氣概和實際精神結合起來”，強調“我們必須提倡每個紅軍指揮員變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壓倒一切的勇氣，而且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靠什麼做到英勇善戰、克敵制勝？共產黨人堅持了兩個方面：一是講究斗爭藝術和策略。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不斷總結勝利經驗和失敗教訓，形成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它既體現為宏觀層面科學的戰爭指導和正確的戰略決策，也體現為微觀層面靈活機動的斗爭形式，經過廣大軍民在實際運用中的創造性發揮，形成了許多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經典戰例。和平建設時期，講究斗爭藝術和策略，不僅體現在進行復雜的國際斗爭、處理尖銳的矛盾問題上，更大量地體現在研究和遵循客觀規律上。二是相信人民的力量。傳統的英雄史觀往往認為是少數杰出人物創造了歷史，其英雄敘事則著力宣揚英雄個人的特殊稟賦。中國共產黨人的英雄觀對此作了根本否定，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的觀點，鮮明提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基於這樣的英雄觀，我們黨在開展對敵斗爭、推進建設事業中，始終堅持相信群眾、發動群眾、依靠群眾。人民英雄觀既明確了克敵制勝的力量源泉，也奠定了克敵制勝的必勝信念。正是始終堅持大智與大勇的有機結合，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與尊重客觀必然性的有機結合，共產黨人才能以其持續不懈的奮斗犧牲，不斷奪取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一個又一個勝利。（作者系解放軍報社原副社長、少將）